2009年4-5月，货币乘数快速上升，从3.6-3.7上升到4.3-4.4左右，银行的超额储备迅速下降，从1月份的5.1％下降到3月份的2.28％，4、5月份进一步快速下降，分别达到1.9％和1.5％左右，部分银行在个别时期甚至认为资金有点紧张了。

其次，由于从2009年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一度达到12%的高度，这就为日后的价格水平上升埋下了伏笔。未来几年的我国和世界经济走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三轮周期运动。

2010年，美国经济实现了3%的正增长，已经进入新一轮经济扩张期。在未来几年，伴随我国经济进入扩张期，价格水平也存在上升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伴随经济步入新的扩张期，价格水平也已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进入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周期。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判断2012年的经济走势呢？首先，应正确认识2009年第一季度以后的倒V字形经济走势。能否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最优适度区间？只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准确判断经济形势，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年，物价上涨将是一种常态。而当2011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到9.1%时，特别是当众多中小企业陷入资金困境时，中央要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这无疑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中国虽然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一直不敢直面央企垄断问题。

对习惯于支配权力的官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其三，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和太大权力，导致国富民穷。在政府机构成为纠纷当事人时(如强制拆迁)，法治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王小鲁的估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奇迹。

简言之，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属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基本市场化了，但权力的有形之手仍是无处不在。但是这一命题，关系到能否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型，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和谐。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背后，则是房价日渐远离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政府部门也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行业进入壁垒等等。

改革之成绩，集中体现为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市场吴敬琏先生在2003年反思说：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对地方官员而言，GDP不仅意味着政绩、形象，更是寻租的良机。在笔者看来，好的市场经济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原则：其一，机会公平原则。

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檀香山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市场参与主体之间必须遵守契约。

难怪吴敬琏先生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就此而言，胡锦涛命题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含义。

那些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论调，实为大谬。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更清楚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过去十年，之所以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国进民退等现象，主要是因为改革深入敏感区域，而又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加之既得利益的日渐强大，改革遂陷入困局。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其二，契约精神或法治原则。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要实现靠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转型，实为镜花水月。

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近年来越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危机和拆迁危机，其背后都是法治危机，而法治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司法系统独立性的缺失，司法时常不得不服从于地方政府的GDP冲动。

胡锦涛的演讲直指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政府自身的改革。可以说，当前这种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是权力寻租的完美阶段，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不活跃寻租空间有限，而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又没有太多权力可以寻租。

究其原因，则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部门成为了重要的利益集团，改革陷入了政府自己改自己的悖论。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引起价格变化，价格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供给和需求，从而在新的价格水平达致均衡。

成就这一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四个字。近年来石油和电信系统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即为例证。不仅限价令、限购令不可取，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也势在必行。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

其三，以价格机制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从今年落马的刘志军、许宗衡、许迈永等官员腐败案不难看出，现行的经济模式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极大便利：他们往往打着大搞经济建设的旗帜而中饱私囊。

除了国企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的25~50%。这两个事件，构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内生原动力和外部压力，互相促进，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关键。

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公权力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院应具有超越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其裁决应成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一命题，虽已成社会共识，但推进效果却不理想，甚至有倒退之忧。

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导致了眼下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和腐败危机，将社会承载力推到了极限，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渐行渐远。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除了领导人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之外，也和当时巨大的改革压力有关(例如大量国企濒临破产、银行体系坏账超过30%等)。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改革命题，虽是共识，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把权力交换给市场。例如，发改委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约谈企业?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特别是央企垄断，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其四，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的工厂，为美国打工。

其次，投资移民的引入，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创新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人才与资本无疑是推动创新与投资的动力。美国和欧洲国家之所以走向失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高工资，以及国内市场的饱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最初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进行生产加工，然后再将产品通过廉价的现代化运输工具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制造业的转移首先导致大片工厂的倒闭和萎缩，许多公司在欧美本土只保存总部和研发中心，其次，导致失业率的剧增，中产阶级每况愈下，其三，欧美国家成为纯粹的消费大国，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他们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但是上世纪中叶起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移民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它们对劳务移民的限制，以及同时它们自身劳工工资和福利的大幅提高，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经济中失去了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其结果是导致制造业从高工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欠发达国家，导致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另外一种不平衡，即富国变穷，穷国变富。